春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疫情防控等级已经下调至3级,是时候来一场能说看就看的好展了。

  在刚刚过去的清明节,不少观众在成都各大博物馆欣赏到了专门为今年春节推出的各项精美展览。因为疫情紧急闭馆多日,这些精品临展都将继续展出以慰观众。从今日起,我们将连续推出对成都正在举行的文博展的详细解读。让我们一起随着文物,走进历史。

  让我们首先来走进成都博物馆的《映世菩提》特展----

  对喜欢石刻艺术以及中国历史的观众而言,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好展。

  诗人杜牧曾经慨叹过的“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教盛况,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的第一个高峰。

  但是相比龙门、云冈石窟留下了北朝的的造像艺术精品,南朝造像却鲜有遗物。

  《映世菩提》展,集中展出了近年出土的南朝造像,给了公众一窥南朝造像艺术的窗口。

  在这里,庄严和谐的造像传递着超脱、安宁与和谐,它们的偶有残缺,背后或许还有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烟云。

  这件“国宝”为何在茂县出现?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这件南齐永明元年造像碑。

  出土地点:四川茂县

  出土时间:1921年

  级别:国家一级文物

  收藏单位:四川博物院

  在《映世菩提》展厅,除了序厅里成都商业街出土的一尊释迦造像,第一单元里最主要的文物,便是这件南齐永明元年造像碑了。它原本是四川博物院的明星文物之一,也是常设展的重要展品。此次《映世菩提》展讲南朝文物硬是把它请到了成博,可见它在南朝造像艺术中的地位----

  1、它是四川目前现存最早有着明确纪年的南朝造像(公元483年)。

  2、它也是我国佛教造像中无量寿佛着“褒衣博带式”服饰的最早实例之一。

  为什么发现有明确纪年的南朝造像,就能成为明星文物了呢?简而言之,物以稀为贵。

  四川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南朝造像

  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东汉末传入中国的,它的造像艺术也在不同历史阶段因政治、宗教、文化和社会风俗等多方因素的交互作用而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嬗变之中。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阶段,也是佛教文化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时期。结果历史的更迭中,北朝的石刻保留下不少,南朝的鲜见踪迹,所以佛教艺术的唐朝粉杜牧才发出了千古慨叹。

  没想到的是,近百年来,南朝造像却以出土文物的形式在四川陆续发现了。其中就有这件南齐造像碑。

  说起来它也是命运多舛。

  1921年,茂县农民在耕地时,挖出了一块一人多高的碑刻,就是这块南齐碑。

  石碑挖出来以后,被搬到县城公园。哪知1934年,四川军阀李家钰部队驻扎于此,其部下一位名叫黄希成的人是个文物爱家和贩子。见到了这块南齐永明元年的造像碑后,这位黄希成就动了偷运到成都的心思。

  只是这件造像碑材质厚重,体量又大,不好运输。于是,他命人将碑击碎,挑选了其中造像最多的4块运往成都,然后打算偷偷运往上海,销往海外。

  消息传出后,当地文教人士无比愤慨,将此事见诸报端。后来,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就是曾经带领考古发掘永陵的那位)亲自出面交涉,极力阻止这一珍贵文物运出四川。迫于舆论压力,当时的四川省政府才将古碑截留。

  1949年以后,这块命运坎坷的造像碑被送到四川省博物馆(现四川博物院)收藏保管。

  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界才发现它是现存有明确南朝纪年时代最早的佛教造像碑之一。

  年代早,出土的地点又很特殊,注定了这件造像碑成为中国佛教石刻艺术中的明星文物。

  这是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从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来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南朝宋、齐时代,丝绸之路河西走廊交通因战乱而受阻,从长安出发的北方丝绸之路中断了。

  这个时候,处于河西地区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已是当时中国最为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来自高昌、康居、吐谷浑等西域的僧人要往内陆传播佛教,就只有从这里到青海,入陇南,经川西北草原到成都,再前往长江中下游地区。(配丝绸之路河南道图)

  这就是丝绸之路河南道。也就是说,成都位于南齐的西南边陲之地,比长江中下游地区更靠近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西域和河西,与西域和河西的交通比长江中下游地区更便利、更直接。在北方陷入战争时,它甚至是中原和西域交往的通道。

  所以,这件有明确纪年、且刻下了造像主持人名字的造像碑一出来,人们可以拨开历史迷雾,重新勾勒出丝绸之路的过往:战火纷飞中,僧人们纷纷取道河南道入蜀。一位叫玄嵩的比丘在茂县主持刻下了这块造像碑,更多的僧人则再从成都出发,进入南京等长江下游地区,把佛教艺术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造像碑右侧题记:齐永明元年岁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凉[曹]比丘释玄嵩为帝」主臣王累世师长父母兄弟六亲眷属及一切众生敬」造无量寿当来弥勒成佛二世尊像愿一切[群]生发弘/[愿]心明信三宝瞿修十善遭遇慈氏龙华三会聂豫」其昌永去[尘]结法身满足广度一切共成佛道」比丘释[僧]成[掺]首值共成此法(此段异体字处理)

  “褒衣博带”式造像的最早案例

  或许有人会问,佛像穿什么衣服,难道也很重要吗?

  好不好看是一回事,但是穿衣服的样式,却蕴含着很多信息。比如这件造像碑的“褒衣博带”,就很重要。它证明了佛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渐渐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

  佛教起源于印度,一般认为,佛造像最开始出现于公元1世纪的犍(jiān)陀罗地区(南亚次大陆西北部)。在此之前,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古印度北部的很多地方,带来了希腊/罗马样式的雕刻艺术。所以那时他们的佛教,仿照希腊雕塑的样式制作佛造像,产生了犍陀罗艺术风格。至于衣纹,当然就像地中海式的长袍了。

  到了大约公元2世纪,秣菟罗风格的造像出现了。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衣衫轻薄,有点像衣服打湿了贴在身上一样,也称“湿身佛像”。说得再文雅点,就是“曹衣出水”。(配秣菟罗佛像图)

  没想到的是,佛像到了中国,也开始纷纷入乡随俗,穿起了“褒衣博带”的衣服。

  “褒衣博带”本指有领有袖的传统汉族儒服,而“褒衣博带式”佛衣则是指一种形似冕服,而把外衣末端搭在左肘上的方法,披着方式上与南朝士大夫的褒衣博带装甚为相似。

  中国早期佛像受印度犍陀罗风格影响,多为袒露右肩的形象。但这件来自茂县的造像,虽然造像的主体风格承袭印度,但造像已经披了通肩袈裟,胸前系带打结,结带下垂于袈裟之外,是典型的“褒衣博带”样式。这种衣服样式在南朝非常流行,彼时的僧人将其用于佛衣,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型代表。而当身着褒衣博带式袈裟的佛像由于宽博的大衣厚长,衣袂下垂形成密褶,层叠满遮座上,就成为“悬裳座”(配悬裳座图)。

  这种造像艺术,既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从造型艺术角度而言,又增添了造像的飘逸之风。

  所以,这件南齐造像碑成为“映世菩提”的明星文物,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