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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现场”近却怯
2012-09-12 11:35   来源:中国新闻网    打印本页 关闭
    

  ——我的导师、历史学家陈廷湘教授忆趣

  l  冯俊锋

  成都锦江河畔,记不清多少个类似轮回的周末,我们围坐在陈廷湘教授身边闲谈。准确地说,这已经是一种生活常态图景了。

  陈先生是我的博士生导师,与先生“围炉而坐”,举茶清谈,时光每每游走得分外安详。先生深厚的学术根基与历尽沧桑的半生体会,在看似随意的谈笑间,静静流露出被岁月酝酿的芳香,足以让一切浮躁灰飞烟灭。

  这样的时刻,每每会触景生情,让我飞快地想起与先生结缘的点点滴滴。

  2002年底,我如愿考进了先生门下的全日制博士生(当时川大考博分秋、春两次,后改为每年一次),但我并不知道,作为文学“异教徒”的我恰恰是史学里的“南郭”。先生一直钟情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在上个世纪的相当一段岁月里,他以特立独行的思想影响了几代学子,岁月砥砺,先生早已退却思想的锋芒,现实的世俗与人生的风雨让他演变得淡定而宽容。“读史使人明智”,他数次提及这句至理名言,细细品来别有深意,于现实、于先生、于我……

  但我必须向先生检讨,我是有愧于先生的,至少,我没有真正进入史学的理论深水区。受学3年来,先生向我做过数次特有意义的谈话。刚入他门下时,先生告诉我:“历史不同于文学作品,对于文学作品我们可以宽容,但史学必须严肃地面对历史事件,研究历史更要如此”;在我论文行将选题时,先生又格外提醒,“研究历史必须要细致搜集、鉴别史料,史料不一定就是人物和事件的原貌,但要进入历史现场,必须有将残缺史料变成连贯史料的历史责任感”;在我毕业论文与先生指导意见发生分歧时,先生宽慰我,“从遗憾的地方吸取教训,这是历史的法则,也是研究历史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他说,“史学面前只有两种人,一种人研究历史,一种人创造历史”。这些具有浓郁思辨性的话语每每回想起来便会撞击着我的灵魂,让我心悸而赧颜,令我面对史学永远心存敬畏。

  我必须对先生说,我应该具有极强的学术塑造力,换句话说,3年短暂的史学之门徘徊让我领略了中国历史的研究路数,也是川大历史学公认的研究传统,援引一句行话应该是——“把活材料与死文字结合起来”。我深深知道,这种研究方法是任何学科涉及史学最为灵验的研究范式,亦是心血式的浇铸有心智和情感回到历史现场的深刻意蕴。

  在我拜读的具体而有深度的研究文章里,几乎都是尽量通过区域的、个案的、具体的研究事件表达对历史的整体看法,努力注意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和中国人的思考维度出发理解传统的中国历史和文化现象。“地方性”、“区域化”的研究是无法回避中国历史全局概念的,所以,不少学者又运用了“国家—地方”、“全国—区域”、“精英—民众”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分析历史的工具。这种研究方式是精妙的,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数千年历史文献的国度,国家的权力和文字的民间意义已经伸展到每一个角落,尽管地方社会差异巨大,但并不妨碍举国拥有共同的文化。因而,地方上各种活动和组织形式,差不多都可以在儒学的文献中找到其文化上的根源,甚至在王朝的典籍中也会找到“合理性”的解释。先生的看法是,历史研究本身极具复杂性,仅有宏观的理论研究和意义阐释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深入具体的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单一的理论模式研究难以揭示复杂多样的历史本相。

  “史料不一定就是人物和事件的原貌,但要进入历史现场”,这样的季节、这样的周末、这样的话语,将永远激励我前行……

  (作者系中共四川广元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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